[戲劇] 《一桿稱仔》

 （本文首發於《藝術地圖》（Art Plus）雜誌，2013年，一月號）

   

    台灣的劇場看似眾聲喧嘩，然多數的劇場活動仍侷限於台北，且觀察近年台北小劇場的演出，總是不脫「以自身出發的成長故事」、「輕音樂愛情故事」、「國外得獎／經典劇本改編」和「社論議題」四類。雖說議題的選擇理應並無過時與否的問題，然而缺少更多議題衝擊、缺乏更多可能性的想像，還是會逐漸讓台北小劇場的多音趨向單音。儘管《一桿稱仔》仍有許多更加完整的可能，但他們的確提供了有別於台北劇場的氛圍，光是此點，就非常值得一看。

    台南在地劇團「影響‧新劇場」選擇賴和短篇小說〈一桿稱仔〉，並加上〈豐作〉、〈流離曲〉以及民謠〈一隻鳥仔哮啾啾〉作為元素，成為《一桿稱仔》演出。故事設定相當簡單，描述主角秦得參（台語：真得慘）在日本殖民威權體制底下，面臨經濟剝削、警察刁難和司法壓迫的悲慘人生。賴和的原著小說中，以土地和人民的密切關連諷刺殖民政府的無情，以庶民／被壓迫者的角度書寫直民體制底下無端迫害，此次的演出大致上遵照劇本設定，試圖再現不公不義的社會現實。

    在語言的運用比例上，大約六成為台語、三成五為國語，剩下的半成為日文。而說故事的手法上，大致不脫賴和原著小說的框架，將小說中的敘述部分改以「說書人」的方式，交由三位演員輪流道出；而小說中的對話則讓演員成為角色、進入角色來「演」。全劇僅使用三位演員，三人並無固定飾演之角色，而是不斷在交互丟球之間變換身分，也同時因著該角色所擁有的說話權力，來改變語言的運用和人數，例如一開場的地主和貧／平民、後半的警察和庶民，都是絕佳的例子。

    語言的紛雜在這齣戲上也許可以當成一種「聲效」來看待：日本殖民初期，日語是權力與地位的代名詞、台語是粗俗、低下的庶民表徵，而國語則是尷尬地雜處在這二者之間，尚未得到「正統」的定位。導演的語言運用反映了時代背景的混亂，也展現了人民生活的流離失所、無所依歸。由於這仍舊是一個屬於平／貧民的故事，所以多數的時候主聲道設為台語，並企圖透過台語營造出日常生活的平凡。反之，日語則作為打破這一切平凡的外來者，如同日本殖民時代所反映的──入侵、傷害並且擁有權力。透過語言的使用導演展現了言語的霸權，也將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交待的相當清楚。然而，稍嫌可惜的是，在國／台語的轉換上，並非次次精準到位，尤其是同一個句子裡面「前半為台語後半為國語」的切換，往往顯得略為尷尬，是為可惜。

　  然而瑕不掩瑜的是演員所展現出的能量。開演時，三位演員肩負藤條，唱著〈一隻鳥仔哮啾啾〉慢慢移動至劇場中央，身體能量扎實、聲音飽滿、神態沉潛而專注地引領觀眾走進賴和的世界。這首歌的選擇非常精準、貼切，「嘿─嘿─嘿嘟──一隻鳥仔哮啾啾咧嘿乎」，透過這句歌詞的重複，觀眾幾乎立刻被吸進了那個風雨飄零、國破家亡的十九世紀初。同時，作為場上唯一的實體道具，「藤條」也發揮了巨大的轉換作用。無論是警察展現權力時的凶器、夫妻結褵時的紅線、剝削殖民地的甘蔗、貫串整齣戲最重要的「秤仔（扁擔）」和妻子勞碌於家事時的曬衣竿等等。透過形象化的動作、拒絕寫實道具，導演和演員相信觀眾閱讀的能力和默契，僅僅透過一根竹條的多層次轉換，和賴和的小說遙相呼應，清楚的再現台灣文學上的一顆斗星。

　  不可否認，作為一個「再現」文學的舞台作品，此次演出成果斐然。然而，必須更進一步觀察的是，在重新詮釋台灣文學經典作品的同時，是否能有更多除了「推廣」之外的企圖？是否能有更多與當代遙相呼應的可能？我們將拭目以待，更多「影響‧新劇場」所探問的各種可能。